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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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个叫做大港二中的地方，在那里有一扇长窗。在长窗的前面，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胖子和一只狐狸，或站或坐，或躺或趴，纵论天下，偷窥美女，迎风吃土，闲得蛋疼。后来他们相约要写一本书来纪念这段疯狂的日子，书名就叫做《临窗集》。
“如今n年过去，两人各奔东西，书也没有写成，但他们仍对窗前的时光念念不忘，于是就有了这个blog，以供将过往的种种立此存照，为将来的结集成册或者付之一炬埋下伏笔。自成立以来，虽不曾被天下纵论，倒也引来若干美女偷窥，两个人的微渺人生，亦因此有了几分趣味。”
以上是临窗集作为一个双作者blog，其about页的内容。
2007年12月31日，OldIMP宣布离开临窗集，Metaphox继而决定本blog停止更新。
您可以在http://hi.baidu.com/刘海儿先生找到OldIMP其后的作品。
Metaphox尚未有另设blog或续写临窗集的计划。
您仍旧可以访问现有的临窗集文章，或在http://blog.donews.net/lonelyfox处找到2005年7月前至2004年10月16日之间的临窗集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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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阅读和评论。
Metaphox, 2008年1月1日。
本文转载自《纵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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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诉”
[文/研究员 Tsai Chinghua]
本周最值得注意的人权新闻：波鸿（Bochum）律师米歇尔·舒瓦兹（Michael Schwarz）控告了负责核发护照的波鸿秩序监督局（die Ordnungsbehörde der Stadt Bochum）。控告的原因：德国政府立法规定，德国人必须在护照中留下指纹。
在长达四十三页的理由书中，他洋洋洒洒痛批德国政府丝毫没有从历史学到教训，竟在今日以安全、反恐等各种名目，实施生物特征纪录，以生命政治控管德国公民，这其实是重复西方政治史上各种集权国家的行径。他引韦伯（Max Weber）对现代理性化社会的观察，傅柯（Michel Foucault）对规训权力的叙述，甚至康德对启蒙的论点，重申人的尊严、自由、权利如何被化约为可控管的、可纪录的、可被见到的（sichtbar; Gesehenwerdenkönnen）的编码对象。各种治理工具原来只能是工具，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类自身，以及保障着人类自由所必须的社会秩序；但是德国近年来的一连串信息储存、监控、窃听法案，已经将科技手段提升为目的，治理不再是为了人类的自由与权利，而是让公民以政府希望的模式生存着—方式就是让人类成为“可被机器解读”的对象（maschinenlesbar）。舒瓦兹提出的这些反省科技所蕴含之政治力量的理论中，其实还应该加上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对科技的批判——他告诉我们，科技作为一种制造、操纵人类之力量（Machenschaft），使人类只能成为被摆置之对象，而这正是当代存有者最无法、却也最必须去克服的宿命。除了从理论的角度讨论，舒瓦兹也从西方“监控史”的角度讨论指印在政府管理公民方式中扮演的角色。德文中有两个字来形容指印， Fingerabdruck 与 Daktyloskopie，前者是英文的 fingerprint，而后者是直接引自希腊字（daktylos =手指，skopein =看），由此可知这种技术在西方历史中由来已久。而近代最广为使用指印管理人类的，就是英国殖民时期的殖民地官员。
逐渐地，指印纪录从罪犯或社会边缘的需要被管理者，不断扩大范围，到了纳粹德国时期，于 1938 的身份证规定（Verordnung über Kennkarten vom 22. Juli 1938）中，遂规定所有德国成年男子公民与所有的德国犹太人，都必须被采录指纹。这时治理术已经不再只为了治理，甚至更进一步藉由将人编码，而发挥区分敌我，排除某些非我族类的功用。例如同一年稍后实施的犹太人护照规定（Verordnung über die Reisepässe von Juden vom 5. Oktober 1938）就授权政府在犹太人的护照上盖上“J”的标记。
战后这样的治理方式受到质疑，1950 年的身分证件法（Gesetz über Personalausweise vom 19. Dezember 1950）就规定了不得以指纹资料制作身分证件。但是，在这个时代里，国家却以国家安全及社会秩序的理由来要求公民提供各种生物特征。舒瓦兹的意见书详尽地反驳了各种国家立法过程中被提出来支持指纹制度的理由，其中有一个段落让人印象深刻：他说几年前在报纸上有一个醒目的广告，里面是一个带着笑容的家庭，一男一女及两个小孩，正被照像机拍摄。那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广告，标语写着：“飞到美国花您八小时，但是确保您的造访安全无虞只花几秒钟。”2004 年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就拒绝去美国任教，因为他拒绝这几秒钟的“生命政治刺青”（Bio-Political tatooing）。现在看来，德国政府也希望从它的公民那里得到这“几秒钟”。阿甘本认为当代西方政体典范已经成为一种集中营的治理模式，而从美国、德国不断侵害自由与人权的各种生命——科技规范术，我们确实看见了西方社会从雅典的理想走上了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的方向。
舒瓦兹的理由书以奥韦尔（George Orwell）《1984》的一个句子作结：“来自单一化的时代、复制思想的时代的问候。”他提醒德国的人民，决不要放弃自由的权利，不要成为单一而顺从的公民，不要放弃人的身分而只能成为一种电子数据。这次控告，会引发什么效用仍不可知，但是正如一百多年前佐拉（Émile Zola）在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中，挺身而出与举国为敌地喊出“我控诉”（J’accuse），进而打击了一个集权的政府；德国人民也应藉此机会让以安全之名不断集权化的政府知道，人民仍然坚定地相信着德国启蒙传统所强调的人之尊严与价值。
此次去马德里，仍是坐Ryanair的飞机，往返全价只要35欧每人。不能说便宜没好货，但是机票不贵，也就意味着肯定有点什么不方便。最不方便的一件，大概就是出发机场的所在地离我们的家太远。Frankfurt-Hahn，法兰克福-汗机场，（HHN），听名字好像离法兰克福不远，但实际上，引用wikipedia的一句话：Despite its name, the airport is situated over 120 km to the west of the city of Frankfurt。120公里，同学们，这可是天津到北京的距离。事实上如果你决定坐火车去那里，那么最好还是先坐到美因茨比较合适。到了美因茨转bus，至少也要一个小时左右。而我们则因为要办旅行证的缘故，不得不从法兰克福Hbf出发，bus到达那里，需要1小时45分钟。
因为Priscilla计划08年春和我一起回一次天津，所以我们19日先到了法兰克福，准备在那里的中国领事馆办理加急旅行证。领事馆不难找，出了火车站走上15分钟就到。遥遥在街上看到国旗飘扬，心里还多少有点激动，可是走进去之后就很失望了。法兰克福中国领事馆看起来就像国内某乡镇的电信营业厅。促狭的大厅尽头是一道半人高的水泥墙，上面是玻璃幕，我们的领事馆工作人员就躲在玻璃幕后通过对讲机跟你说话。
办理旅行证的过程很不顺利，或者应该说是失败了。理由很荒诞，是因为领事馆的机器坏了。什么机器坏了不是很清楚，我猜测应该是印刷签证的机器。“签证”这个名词在物理上的体现其实就是一张不干胶贴纸，一面是胶，用来贴在你的护照上，另一面则要在必要的信息之外印上很多细密的纹路乃至激光贴片以供防伪。这个机器坏了，所以旅行证没法在当日办成，而我们下午就要坐飞机去马德里，又不能把Priscilla的护照留在领事馆，只能作罢。
办旅行证的过程中，Priscilla有很不愉快的经历。主要的不快来自于护照窗口的工作人员。一开始我们在“加急”窗口等了半天，等出一个mm问了一堆问题之后让我们重新去排“护照”窗口的队，我们又排了半天之后和这位工作人员的对话如下：
我：“您好，我女朋友是台湾人，她打算过年跟我回一次家，想在您这儿申请一张旅行证。”
他：“护照拿来我看看。”
我拿Priscilla的护照给他，他一边翻，一边以教导的口吻对我说：“你不能说她是台湾人，你得说……她是中国人，台湾省来的。”
我皱眉道：“我可以说我是天津人吗？”
他：“天津不一样，天津是这个，嗯，直辖市，你当然可以说你是天津人，我是江苏人，对不对……”
我打断说：“是，您是江苏人，我是天津人，她是台湾人。”
他语塞，合上护照，做若有所思状，然后说：“不知道刚才我的同事跟你说了没，我们的机器坏了……”
我说：“没有别的办法吗？我们下午要去马德里，我们住的地方离法兰克福很远。”
他：“没办法，这个。机器坏了，我也修不好，你们只能下次再来了。”
Priscilla：“那你们圣诞节之后上班吗？27号？”
他扭过头去看一看日历，说：“应该是上的，你可以去上网看，网站上有我们的信息，很详细。但是！27号就算我们上班，我也不能保证这机器能修好，这可说不准。”
然后我们要了他的电话和一张表格，道过谢，走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在国内看习惯了官僚和准官僚的嘴脸，对我们的国家公务员能有什么样的表现有所准备，所以一时之间没觉得这个胖子除了表情可憎之外有什么令人讨厌之处。但是Priscilla在步出我国领事馆的时候已经出离愤怒了。主要的问题总结如下：
1 为什么要用一定要用盘问的语气和态度来问去大陆的目的和逗留时间等问题？
2 为什么不能说自己是台湾人？
3 为什么机器19号坏了27号都不知道能否修好？
老实说，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对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来说，基本上不是个问题。至少我个人，从小到大，从没见过笑脸相对的官僚和准官僚。无论是出入境管理局的条子，还是大学教务处的主任，统统都是用盘问和不耐烦来对待一般人的。Priscilla不是在这种公务员都是爷的环境中长大，即便知道这种待遇并不仅仅针对她一个人，也难免气愤。
至于第二个问题，不太简单，甚至应该说非常微妙。如果淹没在日常口语中，那么“台湾人”这个词实在是平淡无奇。就好象我给Christina打电话，她会说“我靠你丫说话怎么越来越像台湾人了”。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某个特定的场合，结合以特定的上下文，就会产生特别的意义，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非常敏感。我不知道我在说“我女朋友是台湾人”的时候，这位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究竟联想到了什么，以至于认为我在这样的场合之下犯了忌讳，一定要纠正我的措辞。其实我也很希望汉语里能有两个同样方便而且不拗口的名词，都用以指代居住在那个离岛上的两千几百万人，其中一个专供统派人士使用，另一个专供独派人士使用。这样一来，谁若在领事馆里用了独派才用的那个名词，我们就把他拒在国门之外。但是很可惜，这样的词不存在。不论是一个主张立刻武力收复台湾的大陆愤青，还是一个希望长期保持现状的台湾民众，只要他还是一个并不热衷于政治的正常人，在提及台湾人的时候，他们所指的都是同一群人。至于这群人对于他们处境微妙的政权的未来持有怎样的看法，或者我对他们的政权的未来持有怎样的看法，难道是一句“我女朋友是台湾人”就可以解读出来的？退一步来说，如果我当时的措辞是“我的女朋友是中国人，她想跟我回趟家，跟您申请一下旅行证”，您公务员大人就不觉得奇怪么？中国人去中国要旅行证干什么？
我试图解释给Priscilla说，我国的领导者一直以来奉行将政治意见灌输到每个人头脑中的政策，虽然所有国家都这么做，但是我国做得尤甚。我国国民从小到大都要学政治，政治课本上讲的是一些堂皇的东西，我们只能乖乖记好，而且最好别有异议，有的话后果可能不会很好。所以大家也都养成了随时随地纠正别人的不同（读作“错误”）政治见解的习惯，即便走出了国门，也仍旧是一样。前一阵子不还有我国国民在国际电玩大赛的颁奖仪式上拳打脚踢拿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台湾玩家么？这位工作人员为我党工作，职业习惯，比常人更加敏感一些而已。
不管怎样，Priscilla于我国领事馆的印象就此毁掉了。
第三个问题似乎没那么复杂，我倾向于认为这台机器可能的确很难修理，它应该不是一台普通的打印机。领事馆里有没有专人维修这台机器且不论，若他们请德国人来修理，虽然德国人总以工作效率高自居，但是碰到圣诞节这个节骨眼，多半也是要拖一拖的。我只是觉得那句“我们的网站上信息很详细”相当可笑，网站上信息详细的话，机器坏了不能办特急件怎么不放上网？
简短来说，我们此次无功而返之后，就去了马德里。我们住在马德里的一家hostel，名为Los Amigos，西班牙语“The Friends”。房价是18每床每夜，六人间。它在马德里有两家分店，离得非常近，一家在Opera通向Sol的大道上，另一家在Opera北侧的街上，我们住的是北侧的这一家。这间青年旅馆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下楼3分钟就是地铁站，而徒步走到Sol广场也只要10分钟左右。缺点是房间都很小，有时候有点吵，早餐只有面包、flakes和咖啡。但这些缺点和它的位置相比都不值一提——如果你曾经住过巴塞罗那那家需要坐轻轨15分钟然后爬几十米山的inout youth hostel，你就知道一家座落于城市心脏的青年旅馆是多么的物超所值。至少你不必每天花几十分钟乃至一个小时用来等车和坐车，也不必担心半夜里喝的太醉而在漫长的回程中睡着。
马德里的游记暂不整理了，总体来说还过得去，满分一百的话，我们两个大概给60。
给从搜索引擎连过来的朋友：
马德里的outlet有四家，其中三家是Factory的分店，另一家叫做Las Rozas Village。Las Rozas Village和Factory Madrid Lasrozas距离很近，去的方法也一致， 需要坐地铁到Moncloa，出来之后是个大公车站，坐629, 628或625到Las Rozas下车。车要开很久才到，上车前最好看看那是第几站。我们现在知道628肯定会在Factory门前停一次，629肯定会在Village门前停一次，但都不是终点站，所以最好不要下错车。625则不太清楚，我们没坐。Factory Madrid Getafe则坐落在城市的南郊，网上有人说“地鐵三號線到底站Legazpi然後出站附近有一個叫Plaza Beata Mara Ana de Jess的廣場，那邊可以搭公車427”，这个似乎是错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到Legazpi，旁边倒是有一个叫“Plaza Beata María Ana de Jesús”的广场没错，但是广场上没有427，只有421。我们凭着极为蹩脚的西班牙语问了等车的好心老太太，老太太和身边的两个绅士又叽里呱啦地讨论了半天，热心地给我们两人写了坐车的方法，我们才将信将疑地爬上了421路公车，坐了至少40分钟，到了一站叫做什么什么Arena的站下车，赫然看到Factory的红色招牌在遥遥几百米远处。回来的时候才发现427路公车其实是存在的，而且站牌就在Factory门口。我们就爬上了等在那里的427，问司机到不到Metro，司机说到。所以，其实去Factory Madrid Getafe的最简单方法是坐地铁3号线到Villaverde Bajo Cruce，然后在那里坐427路。车会在大约30分钟后到达Factory，就停在门口，除非你睡着，否则不可能错过。至于第三家Factory，Factory Madrid San Sebastian de los Reyes，我们没去，资料欠奉。但是想来不会很特别，因为我们还是觉得Las Rozas Village这一家比较好。牌子多，店也都比较精致。我在那里淘到Camper鞋一双，超值。
从马德里回来，正是平安夜。从法兰克福回家的路上全是浓雾和积雪。我们回到了我们温暖的家，我们平安地回来了。
最后，很抱歉，我写了十几张明信片，但是只有4张真正是在马德里发出的，而且是在邮政总局，因为那栋建筑是个景点。其他的明信片本来计划在马德里机场发，但是12月24日马德里机场的邮局关门，所以只能回来德国再寄。人算不如天算，如果你看到我寄的明信片上印着Deutschland而不是España，还请各位恕罪，不管怎样，至少它们是在马德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