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存檔

“我控诉”

麦塔福克斯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廿六日

本文转载自《纵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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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诉”

[文/研究员 Tsai Chinghua]

本周最值得注意的人权新闻:波鸿(Bochum)律师米歇尔·舒瓦兹(Michael Schwarz)控告了负责核发护照的波鸿秩序监督局(die Ordnungsbehörde der Stadt Bochum)。控告的原因:德国政府立法规定,德国人必须在护照中留下指纹。

在长达四十三页的理由书中,他洋洋洒洒痛批德国政府丝毫没有从历史学到教训,竟在今日以安全、反恐等各种名目,实施生物特征纪录,以生命政治控管德国公民,这其实是重复西方政治史上各种集权国家的行径。他引韦伯(Max Weber)对现代理性化社会的观察,傅柯(Michel Foucault)对规训权力的叙述,甚至康德对启蒙的论点,重申人的尊严、自由、权利如何被化约为可控管的、可纪录的、可被见到的(sichtbar; Gesehenwerdenkönnen)的编码对象。各种治理工具原来只能是工具,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类自身,以及保障着人类自由所必须的社会秩序;但是德国近年来的一连串信息储存、监控、窃听法案,已经将科技手段提升为目的,治理不再是为了人类的自由与权利,而是让公民以政府希望的模式生存着—方式就是让人类成为“可被机器解读”的对象(maschinenlesbar)。舒瓦兹提出的这些反省科技所蕴含之政治力量的理论中,其实还应该加上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对科技的批判——他告诉我们,科技作为一种制造、操纵人类之力量(Machenschaft),使人类只能成为被摆置之对象,而这正是当代存有者最无法、却也最必须去克服的宿命。除了从理论的角度讨论,舒瓦兹也从西方“监控史”的角度讨论指印在政府管理公民方式中扮演的角色。德文中有两个字来形容指印, Fingerabdruck 与 Daktyloskopie,前者是英文的 fingerprint,而后者是直接引自希腊字(daktylos =手指,skopein =看),由此可知这种技术在西方历史中由来已久。而近代最广为使用指印管理人类的,就是英国殖民时期的殖民地官员。

逐渐地,指印纪录从罪犯或社会边缘的需要被管理者,不断扩大范围,到了纳粹德国时期,于 1938 的身份证规定(Verordnung über Kennkarten vom 22. Juli 1938)中,遂规定所有德国成年男子公民与所有的德国犹太人,都必须被采录指纹。这时治理术已经不再只为了治理,甚至更进一步藉由将人编码,而发挥区分敌我,排除某些非我族类的功用。例如同一年稍后实施的犹太人护照规定(Verordnung über die Reisepässe von Juden vom 5. Oktober 1938)就授权政府在犹太人的护照上盖上“J”的标记。

战后这样的治理方式受到质疑,1950 年的身分证件法(Gesetz über Personalausweise vom 19. Dezember 1950)就规定了不得以指纹资料制作身分证件。但是,在这个时代里,国家却以国家安全及社会秩序的理由来要求公民提供各种生物特征。舒瓦兹的意见书详尽地反驳了各种国家立法过程中被提出来支持指纹制度的理由,其中有一个段落让人印象深刻:他说几年前在报纸上有一个醒目的广告,里面是一个带着笑容的家庭,一男一女及两个小孩,正被照像机拍摄。那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广告,标语写着:“飞到美国花您八小时,但是确保您的造访安全无虞只花几秒钟。”2004 年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就拒绝去美国任教,因为他拒绝这几秒钟的“生命政治刺青”(Bio-Political tatooing)。现在看来,德国政府也希望从它的公民那里得到这“几秒钟”。阿甘本认为当代西方政体典范已经成为一种集中营的治理模式,而从美国、德国不断侵害自由与人权的各种生命——科技规范术,我们确实看见了西方社会从雅典的理想走上了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的方向。

舒瓦兹的理由书以奥韦尔(George Orwell)《1984》的一个句子作结:“来自单一化的时代、复制思想的时代的问候。”他提醒德国的人民,决不要放弃自由的权利,不要成为单一而顺从的公民,不要放弃人的身分而只能成为一种电子数据。这次控告,会引发什么效用仍不可知,但是正如一百多年前佐拉(Émile Zola)在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中,挺身而出与举国为敌地喊出“我控诉”(J’accuse),进而打击了一个集权的政府;德国人民也应藉此机会让以安全之名不断集权化的政府知道,人民仍然坚定地相信着德国启蒙传统所强调的人之尊严与价值。

琐事5

麦塔福克斯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廿五日

此次去马德里,仍是坐Ryanair的飞机,往返全价只要35欧每人。不能说便宜没好货,但是机票不贵,也就意味着肯定有点什么不方便。最不方便的一件,大概就是出发机场的所在地离我们的家太远。Frankfurt-Hahn,法兰克福-汗机场,(HHN),听名字好像离法兰克福不远,但实际上,引用wikipedia的一句话:Despite its name, the airport is situated over 120 km to the west of the city of Frankfurt。120公里,同学们,这可是天津到北京的距离。事实上如果你决定坐火车去那里,那么最好还是先坐到美因茨比较合适。到了美因茨转bus,至少也要一个小时左右。而我们则因为要办旅行证的缘故,不得不从法兰克福Hbf出发,bus到达那里,需要1小时45分钟。

因为Priscilla计划08年春和我一起回一次天津,所以我们19日先到了法兰克福,准备在那里的中国领事馆办理加急旅行证。领事馆不难找,出了火车站走上15分钟就到。遥遥在街上看到国旗飘扬,心里还多少有点激动,可是走进去之后就很失望了。法兰克福中国领事馆看起来就像国内某乡镇的电信营业厅。促狭的大厅尽头是一道半人高的水泥墙,上面是玻璃幕,我们的领事馆工作人员就躲在玻璃幕后通过对讲机跟你说话。

办理旅行证的过程很不顺利,或者应该说是失败了。理由很荒诞,是因为领事馆的机器坏了。什么机器坏了不是很清楚,我猜测应该是印刷签证的机器。“签证”这个名词在物理上的体现其实就是一张不干胶贴纸,一面是胶,用来贴在你的护照上,另一面则要在必要的信息之外印上很多细密的纹路乃至激光贴片以供防伪。这个机器坏了,所以旅行证没法在当日办成,而我们下午就要坐飞机去马德里,又不能把Priscilla的护照留在领事馆,只能作罢。

办旅行证的过程中,Priscilla有很不愉快的经历。主要的不快来自于护照窗口的工作人员。一开始我们在“加急”窗口等了半天,等出一个mm问了一堆问题之后让我们重新去排“护照”窗口的队,我们又排了半天之后和这位工作人员的对话如下:

我:“您好,我女朋友是台湾人,她打算过年跟我回一次家,想在您这儿申请一张旅行证。”
他:“护照拿来我看看。”
我拿Priscilla的护照给他,他一边翻,一边以教导的口吻对我说:“你不能说她是台湾人,你得说……她是中国人,台湾省来的。”
我皱眉道:“我可以说我是天津人吗?”
他:“天津不一样,天津是这个,嗯,直辖市,你当然可以说你是天津人,我是江苏人,对不对……”
我打断说:“是,您是江苏人,我是天津人,她是台湾人。”
他语塞,合上护照,做若有所思状,然后说:“不知道刚才我的同事跟你说了没,我们的机器坏了……”
我说:“没有别的办法吗?我们下午要去马德里,我们住的地方离法兰克福很远。”
他:“没办法,这个。机器坏了,我也修不好,你们只能下次再来了。”
Priscilla:“那你们圣诞节之后上班吗?27号?”
他扭过头去看一看日历,说:“应该是上的,你可以去上网看,网站上有我们的信息,很详细。但是!27号就算我们上班,我也不能保证这机器能修好,这可说不准。”
然后我们要了他的电话和一张表格,道过谢,走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在国内看习惯了官僚和准官僚的嘴脸,对我们的国家公务员能有什么样的表现有所准备,所以一时之间没觉得这个胖子除了表情可憎之外有什么令人讨厌之处。但是Priscilla在步出我国领事馆的时候已经出离愤怒了。主要的问题总结如下:

1 为什么要用一定要用盘问的语气和态度来问去大陆的目的和逗留时间等问题?
2 为什么不能说自己是台湾人?
3 为什么机器19号坏了27号都不知道能否修好?

老实说,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对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来说,基本上不是个问题。至少我个人,从小到大,从没见过笑脸相对的官僚和准官僚。无论是出入境管理局的条子,还是大学教务处的主任,统统都是用盘问和不耐烦来对待一般人的。Priscilla不是在这种公务员都是爷的环境中长大,即便知道这种待遇并不仅仅针对她一个人,也难免气愤。

至于第二个问题,不太简单,甚至应该说非常微妙。如果淹没在日常口语中,那么“台湾人”这个词实在是平淡无奇。就好象我给Christina打电话,她会说“我靠你丫说话怎么越来越像台湾人了”。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某个特定的场合,结合以特定的上下文,就会产生特别的意义,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非常敏感。我不知道我在说“我女朋友是台湾人”的时候,这位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究竟联想到了什么,以至于认为我在这样的场合之下犯了忌讳,一定要纠正我的措辞。其实我也很希望汉语里能有两个同样方便而且不拗口的名词,都用以指代居住在那个离岛上的两千几百万人,其中一个专供统派人士使用,另一个专供独派人士使用。这样一来,谁若在领事馆里用了独派才用的那个名词,我们就把他拒在国门之外。但是很可惜,这样的词不存在。不论是一个主张立刻武力收复台湾的大陆愤青,还是一个希望长期保持现状的台湾民众,只要他还是一个并不热衷于政治的正常人,在提及台湾人的时候,他们所指的都是同一群人。至于这群人对于他们处境微妙的政权的未来持有怎样的看法,或者我对他们的政权的未来持有怎样的看法,难道是一句“我女朋友是台湾人”就可以解读出来的?退一步来说,如果我当时的措辞是“我的女朋友是中国人,她想跟我回趟家,跟您申请一下旅行证”,您公务员大人就不觉得奇怪么?中国人去中国要旅行证干什么?

我试图解释给Priscilla说,我国的领导者一直以来奉行将政治意见灌输到每个人头脑中的政策,虽然所有国家都这么做,但是我国做得尤甚。我国国民从小到大都要学政治,政治课本上讲的是一些堂皇的东西,我们只能乖乖记好,而且最好别有异议,有的话后果可能不会很好。所以大家也都养成了随时随地纠正别人的不同(读作“错误”)政治见解的习惯,即便走出了国门,也仍旧是一样。前一阵子不还有我国国民在国际电玩大赛的颁奖仪式上拳打脚踢拿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台湾玩家么?这位工作人员为我党工作,职业习惯,比常人更加敏感一些而已。

不管怎样,Priscilla于我国领事馆的印象就此毁掉了。

第三个问题似乎没那么复杂,我倾向于认为这台机器可能的确很难修理,它应该不是一台普通的打印机。领事馆里有没有专人维修这台机器且不论,若他们请德国人来修理,虽然德国人总以工作效率高自居,但是碰到圣诞节这个节骨眼,多半也是要拖一拖的。我只是觉得那句“我们的网站上信息很详细”相当可笑,网站上信息详细的话,机器坏了不能办特急件怎么不放上网?

简短来说,我们此次无功而返之后,就去了马德里。我们住在马德里的一家hostel,名为Los Amigos,西班牙语“The Friends”。房价是18每床每夜,六人间。它在马德里有两家分店,离得非常近,一家在Opera通向Sol的大道上,另一家在Opera北侧的街上,我们住的是北侧的这一家。这间青年旅馆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下楼3分钟就是地铁站,而徒步走到Sol广场也只要10分钟左右。缺点是房间都很小,有时候有点吵,早餐只有面包、flakes和咖啡。但这些缺点和它的位置相比都不值一提——如果你曾经住过巴塞罗那那家需要坐轻轨15分钟然后爬几十米山的inout youth hostel,你就知道一家座落于城市心脏的青年旅馆是多么的物超所值。至少你不必每天花几十分钟乃至一个小时用来等车和坐车,也不必担心半夜里喝的太醉而在漫长的回程中睡着。

马德里的游记暂不整理了,总体来说还过得去,满分一百的话,我们两个大概给60。

给从搜索引擎连过来的朋友:

马德里的outlet有四家,其中三家是Factory的分店,另一家叫做Las Rozas Village。Las Rozas Village和Factory Madrid Lasrozas距离很近,去的方法也一致, 需要坐地铁到Moncloa,出来之后是个大公车站,坐629, 628或625到Las Rozas下车。车要开很久才到,上车前最好看看那是第几站。我们现在知道628肯定会在Factory门前停一次,629肯定会在Village门前停一次,但都不是终点站,所以最好不要下错车。625则不太清楚,我们没坐。Factory Madrid Getafe则坐落在城市的南郊,网上有人说“地鐵三號線到底站Legazpi然後出站附近有一個叫Plaza Beata Mara Ana de Jess的廣場,那邊可以搭公車427”,这个似乎是错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到Legazpi,旁边倒是有一个叫“Plaza Beata María Ana de Jesús”的广场没错,但是广场上没有427,只有421。我们凭着极为蹩脚的西班牙语问了等车的好心老太太,老太太和身边的两个绅士又叽里呱啦地讨论了半天,热心地给我们两人写了坐车的方法,我们才将信将疑地爬上了421路公车,坐了至少40分钟,到了一站叫做什么什么Arena的站下车,赫然看到Factory的红色招牌在遥遥几百米远处。回来的时候才发现427路公车其实是存在的,而且站牌就在Factory门口。我们就爬上了等在那里的427,问司机到不到Metro,司机说到。所以,其实去Factory Madrid Getafe的最简单方法是坐地铁3号线到Villaverde Bajo Cruce,然后在那里坐427路。车会在大约30分钟后到达Factory,就停在门口,除非你睡着,否则不可能错过。至于第三家Factory,Factory Madrid San Sebastian de los Reyes,我们没去,资料欠奉。但是想来不会很特别,因为我们还是觉得Las Rozas Village这一家比较好。牌子多,店也都比较精致。我在那里淘到Camper鞋一双,超值。

从马德里回来,正是平安夜。从法兰克福回家的路上全是浓雾和积雪。我们回到了我们温暖的家,我们平安地回来了。

最后,很抱歉,我写了十几张明信片,但是只有4张真正是在马德里发出的,而且是在邮政总局,因为那栋建筑是个景点。其他的明信片本来计划在马德里机场发,但是12月24日马德里机场的邮局关门,所以只能回来德国再寄。人算不如天算,如果你看到我寄的明信片上印着Deutschland而不是España,还请各位恕罪,不管怎样,至少它们是在马德里写的……

琐事4

麦塔福克斯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工作两周了,有不少感受。

为了签工作合同,必须去外国人管理局申请签证扩展(Auflagenerweiterung)。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东西会是允许我做普通工作的一般性许可,但拿到手里才明白,这张纸上明确写了我做的工作只能是学校所提供的那个职务,也只能在合同允许的时间内做。

拿着良民证和这个签证扩展去签合同,填过几十页表格,签过十来次大名,学校HR的头目重申了保密协定后,跟我一握手说“恭喜你,良好的开始!”我表示感谢,刚以为这就完了,没想到他居然带着我走遍差不多每一间行政办公室,把我介绍给每一个人,上至校长,下至看门老大爷。(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很难记的名字,我多半是重复一遍就马上就忘了,现在大概只记得两个:一个是校长Lieber,名字的意思是“爱人”,另一个是管发钱的大娘Özkusakli,这个姓氏罕有到google只能给出7个结果,仿佛是土耳其语。)每个人都环顾左右试图找点什么我用得上的东西给我,导致我最后手捧着一堆笔记本、月历和学校指南回到了HR办公室。HR头目这才拿出一张IC卡给我,把我引见给另一间办公室里管考勤的女士(现在已经忘了名字-_-),说了声好运然后关门走了。然后这位女士给我详细地解释了上班打卡的方法和网上考勤系统,大致来说就是除非有什么特别情况需要面见她,否则一切行动都只需要在学校的网站上申请一下即可。哪天不能或者不想上班,就申请“工作均衡”,系统就会把你之前多工作的时间贴到那天,或者在你下次上班的时候提醒你需要多工作多久。每年有几周的带薪休假,什么时候休都可以,也是在网站上申请一下即可。

工作地点是在数字图像处理实验室,开始工作的前几天还是和往常一样,暂时只能用做实验的电脑。同事说马上要配发新电脑给我们,我还以为是什么全集成的办公型号,结果上周新电脑来了,拆开盒子吓了一跳。intel64位双核,2G内存,ATI显卡,360G硬盘,两个DVD驱动器,一台富士通西门子19寸液晶。管实验室的人发现显卡是双输出,就说你们可以各自再拿一台液晶显示器,但可惜只能拿旧的。旧的也很好啊!高高兴兴地装上suse,两个分辨率1280×1024的桌面摆在面前的感觉真不是盖的。头一次用Linux双显,不知道是我的xorg.conf没弄好,还是suse本来就如此,反正鼠标可以在两个桌面之间切换自如,但是没找到任何办法把窗口从一个桌面拖到另一个桌面上,而且用来配置显卡和显示器的sax2也在装上驱动之后不能用了。google一番之后发现窗口不能跨显示器的原因是使用官方驱动就没有MergedFB或者xinerama提供的融合桌面,所以暂时只能这样了,具体可以见这里。至于sax2不能用,很遗憾,它就是不能用了。今天学校又搬来了两张桌子和一台储物柜,将实验室的一侧隔开一个空间,算是我们的办公室。以前都不能在学校的电脑上装东西,现在有了“自己的”机器,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装上scim写中文了。

要做的项目还在需求分析阶段,所以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还是在讨论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用什么语言来写。这个系统,软件的部分说起来功能很简单,就是接收数据,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尽量快、尽量好地处理数据:系统接收到的航空监控数据可能来自普通地面雷达站、机场和特殊的航空监测地面站,所有这些数据需要先被整合在一起,然后通过在欧洲的不超过六十四个专用地面站将处理过的数据发送出去。Tricky的地方在于,每个发送地面站有六个发送扇区,各负责60度的空域,但是同一地面站相邻的两个扇区不能在同一时间发送数据,不同地面站的不同扇区如果彼此交叠也不能同时发送数据。这些限制条件要求系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合理的安排,以便使得所有能够接收此讯号的飞机尽量快地知晓周边其他飞机的数据,同时又要让数据尽量均匀地分发给各个地面站的各个扇区,没有人过载也没有人发呆。这个场景多少有点像WoW:每个玩家都在移动和施法,每个客户端需要将玩家产生的数据发送给服务端,服务端将所有数据整合,然后把每个玩家的可见区域内的其他玩家数据以及NPC数据发送回去。工作很简单,唯一要求的是效率。每次RAID的时候,你身边的39个玩家连同副本里的几千怪物都在活动,每个人施了什么法术,成功与否,造成多少伤害,只消不到半秒就可以统统回传给你,排除网络延迟,服务器究竟是怎样在几毫秒里算出这一切的?

我的同事兼同学Nestor来自哥伦比亚,搞通讯出身,曾经在华为工作过。他说他在深圳受过训,为期3个月,中国人明白这三个月里这些受训学员不可能学会中文,就给他们发了一叠卡片,上面写满了诸如“厕所在哪里”和“我想吃东西”之类的求生用语,正面是中文,背面是英文,告诉他们哪怕丢了护照都别把它丢了。他就靠这个活了三个月,感觉非常良好。

明天要去马德里,回来之后大概又要花一段时间来消化经历。先写到这里吧。

David Seah的Compact Calendar

麦塔福克斯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David Seah的blog上面有很多他自己琢磨出来的纸上工具,主要是一些能帮助提升个人效率的每日规划表格之类,供人免费下载打印,它们都非常精致,而且附有详细的使用说明。他把它们放在The Printable CEO Series中。当然,你不必是一个CEO才用得上它们。只要你想get things done,戒掉拖延的习惯,那么这些工具和其使用指引就值得一看。

Compact Calendar
其中一个Compact Calendar,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把一年的日子以每周一行直列,做成一个excel文件。打出来的时候它们都在纸的左侧,留下右侧空白。如果只需要其中一段,就选取那一段然后选择“打印选中的区域”。它的主要用途是做项目日期规划,你当然可以用甘特图来做这件事,但是它比甘特图紧凑一些,一整年只需要一页纸,圈圈点点很方便,并且有很多地方做笔记。而且在使用它的时候,“You’re forced to break up project tasks to fit into each 5-day work period.”,而甘特图则“tend to draw long lines through the weekend because that’s what lines want to do. Even if you don’t work on the weekend, from a visual perspective it seems to imply that you should be working.”。这种说法很有趣,但个人体验,的确是真实的。更多说明(以及其他语言版本的日历)请还看一看Compact Calendar这一页。

Etp Example

再比如Emergent Task Planner,把需要做的任务按照消耗的时间细分为abcde五类,每类任务以不同量的时间块计算。每个a类任务时间块是4小时,e类任务则消耗15分钟的时间块。在这个Planner的左侧列出了12个小时的空档,紧挨着它是五类任务的时间块。每天把需要做的事写在纸的右侧上方,每完成一个就涂黑左侧的一个时间块。一天有什么随想,可以写在右下角。这样每天忙完了之后可以追踪自己这一天都干了什么,哪些是最消耗时间的,效率之类的也可以方便地了解。如果一天结束没什么时间块被涂黑,那么时间应该是被荒废了。

凡此种种,有趣的东西很多。不妨一看。另外Compact Calendar按照各种国家节日不同有不同的语言版本,07年的有人帮助弄成了简体中文版,但是貌似链接已经失效了。08年的已经出来,但目前只有台湾繁体字版本,我就来弄个简体字版吧。

这里是PDFExcel文件。08年的假期似乎会有所调整,所以还是下载Excel,有需要的话自己来调整的好。要增加或者修改节日,需要修改第三个Sheet。

关灯

麦塔福克斯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七日

lichtaus

德国google的首页今天变成了这个样子,原因是要德国人在20点到20点05关灯5分钟。从“气候变冷”到“气候变暖”到现在的所谓“气候变化”(Klimawandel),为什么人类总觉得天气变化的趋势改变都是自己的责任?这是不是也是沙文主义?